在大都市遇到成功人士,你的挑戰impress him: 創投世家德雷珀

在大都市,來讀【創投世家德雷珀】，藉著我的翻譯,刻意來遇到創投界的老前輩,因此77年前(發生於1950年)的韓戰往事全部湊一塊

  ──很難說，什麼是做不到，因為昨天的夢，就是今日的希望，以及明日的現實。────勞勃．高德

二次大戰結束時，高麗半島的命運困難重重，隨著時移事往，完全無法意料的，我個人的命運也和韓國緊密相連。

聯合國本來有一個想法，就是讓美國和蘇聯共管高麗半島，但是這個計畫從來沒有人當真，到了一九四八年，高麗半島以北緯三十八度線，一分為二，以北的北韓由蘇聯控制，採用共產主義制度；以南的南韓，主動與美國結盟，並且採取資本主義的治國模式；這是一個纖細奧妙的政治妥協，因為將全球冷戰的張力，聚焦於一個小的分裂國家，而且兩個敵對的經濟、政治系統在盡可能的最近範圍相互運作較勁。

一九五０年六月二十五日，來自北韓二十三萬一千名士兵清巢跨越三十八度防線，為韓戰開火，也為世界冷戰格局的主要武裝衝突，開了第一槍，北韓的挑釁顯然違反聯合國憲章，聯合國安理會被迫採取行動。命運之神介入了：通常蘇聯代表都會在聯合國安理會反對有效保護南韓的任何提議，但是當時蘇聯正在杯葛安理想會（所以棄權沒有投票）所以剩下的四個安理會成員國趕快趁機通過第八十三條決議案，批准聯合國會員國的軍援南韓。蘇聯隨後立即大聲抗議，並且惡意反對軍援行動，聲稱聯合國沒有權利干涉韓國的內戰，但是至少對我個人而言就是認定：當初聯合國才成立三年，就能寫下如此戲劇性且光輝的歷史時刻，敢於毫不猶豫召喚軍事干預行動，助南韓抵抗侵略軍。這種決策是值得大書特書的。

我個人聽到北韓的南侵行動時，是某個夏天當我沿著紐約旁的赫德遜河的林蔭大道，邊駕車邊聽廣播聽到的。當時是我個人的第一輛車。當時我正計畫那年九月，申請進入研究所念碩士。我當時再也沒有想到，韓戰會讓我只讀了六星期的商學院就被迫輟學，因為朝鮮半島的悲慘兵燹後續發展，我被國防部召集入伍，到韓國打韓戰，從軍去了。

幾個月後，我在宿舍房間坐著，反覆閱讀政府寄來的召集令，要我再度從戎。也許你還記得，我已經從大學輟學，到空軍八十二軍服役一年半了，我的商學院企管生涯才開始，二度從軍讓我憂心從此回不來，儘管憂心專業生涯中斷，內心深處，我也難掩興奮，韓戰戰場的新冒險帶給我的新展望。

我第一站被派到麻州的愛德華茲軍營，擔任助理人事官。職務負擔輕，半年輕鬆渡過，直到我被命令前往韓國。我姊姊桃樂黛和我爸爸在我夜間任務專機飛往日本前，趕來和我道再見，為我送行，當時我們只能在派遣前最後幾天聚首。

父子情

爸爸最近身體微恙,我回桃園看他,突然想到1987年我在林口當兵(大專兵)他有多麼擔心,於是我讀到自己翻譯的文字.非常濃厚的父子情

以下,是一個已經退休的美國老人,德雷珀三世,回顧他去韓戰時期,他父親擔心倒掉淚

我之前為遠流出版社翻譯過一本 【創投世家德雷珀】,第九章節錄了感人的片段

我姊姊還清晰記得那幾天送行過程。她說這一輩子，她只看過我父親為那次送行掉淚，我無緣目睹父親掉下因愛我而滴下珍貴男兒淚，是因為我人已經上了去日本的飛機，父親才失控讓情緒崩潰，事實上，我這一生也從來沒有看過他如此感情外露。他是軍人，軍人是不能哭的。他是男人，男人也是不許掉淚的。但他也是父親，結果演變就是：為人父親是可以為兒子哭的。

我當然不哭。剛好相反，我內心充滿興奮憧憬，那種感受彷彿要剛開啟我個人生命中重要而嶄新的一頁。

一位青年坐我旁邊，日後我不斷努力追想，這人到底叫做什麼大名，可是終其一生我想不起來，只是當時我們就交談起來，結果我們二人是同年：二十四歲的預備軍官，一起要開赴韓戰前線。

我們在日本第一個星期共同使用同一個軍隊鋼杯，然後同登上開往大阪的火車。大阪是正對著韓國第一大港釜山的日本港都，我永生不能忘記那晚大阪港口夜的燈光，記得整晚都播著暢銷單曲：【港口燈火】，山米．凱的樂隊演奏的。我和新交到的軍中好友，拉開嗓門開唱：「我望著港口的燈火，淚水若流我怎麼忍得住，在銀色海畔向溫柔的夜色道再見。」

到了韓國釜山，我們下船登上臥鋪火車，隔成四個臥鋪的狹窄格局，現在想來我深覺驚訝，當時怎麼睡？可是我們都安詳入睡，當火車經過「鐵三角」（靠近昆華Kumhwa）後來變成南北韓軍事非武裝區域一帶時候，我們也沒有受到干擾，鉅續熟睡。凌晨，我們下火車，分發部隊，我和我的朋友分到不同連隊，但是還是同一個軍團，所以從軍時候我們地理區域還是很接近的。

幾天後，我向連隊指揮官報告，扛起小隊長責任，我指揮我麾下的吉普車，搜尋到我的朋友和行軍中的同袍夥伴。

我的朋友也正在準備他生平第一次行軍，他很驕傲向我展示他的防彈背心，告訴我一些關於他們連隊指揮官和部隊弟兄的事情，還描述了一下這次行軍的作戰目的。我已經帶過一個小隊出巡過了，所以我大略告訴他過來人經驗，（雖然有些事情我還是沒有告訴他，譬如：我隊裡最高階的士官長，在我一腳快要踩上地雷前，點醒我免得送命；然後我也親眼目睹一個阿兵哥誤踩一個和我先前差點踩的那批地雷，驚恐地狂叫，這倒楣的人的臉龐在黑暗中古怪地發光。）不過這趟和戰友聚會，我們多半互相開玩笑、大笑還有，像歷史上所有戰役的每一位阿兵哥，抱怨食物難吃。

終究我要說再見了，我祝福他好運，跳進我的吉普車，回到我軍中崗位。幾天後，我聽說他在第一次出任務時因公殉職，只為了保衛韓國這個國家的自由而送命，這個遙遠的亞洲國家，一年前，他可能連在世界地圖的哪裡都找不到。

在韓國中部那塊貧瘠荒涼的戰地上，非常可能因公殉職的人就是我。我很幸運往後還過了段豐富多彩長長的一生，我的軍中好友的生命卻嘎然而止於二十四歲的韓國。為什麼死的是他而不是我？彼時年輕，我們倆都自認是金剛不壞之身，如果那時我們有先見之明，知道往後人生行路有這樣大的差距，我們當時會有什麼不一樣的舉動？在那少少的四星期的聚首，我們會談些什麼別的？

我知道這一切都不能彌補他的犧牲，但是有時我希望，他也許能回來，看看半世紀後的今天的南北韓的差異。看今天南韓的創意、企業家精神、經濟生產力和社會服務帶來的經濟成長的果實，都是迥異於北韓停滯的經濟、孤立於國際的病態狂妄，和可怕的貧窮。我樂於臆想我那英年早逝的朋友，他會多麼自豪於聯合國的成就，多麼以祖國美國為榮，然後英魂確信，他寶貴的生命沒有白白犧牲於韓國。

我以個人的故事如此總結我在韓國的服役往事，主要原因是我以我個人的底線來救贖那龐大的韓戰代價：聯合國和美軍當年大力干預朝鮮半島的佔生，讓南韓四千八百萬人能夠贏得一片自由土地，透過私人企業，發揮企業家精神，成就南韓今天成就；反觀北韓，不幸的人民，先是俄共，然後是中共，兩大共黨羽翼後，最後是北韓金正日家族一家獨裁暴政壟斷數十年的極權統治，人民受苦於赤貧迄今。

稍早本書已經告訴讀者，我個人心目中的「經濟英雄」是鄧小平。老鄧在中國大力擁抱外資、私有財產權和全球化貿易，揚棄共黨基本教義，鄧小平因此能喚醒中國這個經濟巨人。當然不是中國採取市場經濟的經改，問題就解決了，諸如民主治理原則、言論和新聞自由、人權問題，到目前都是沈痾難解。不過我也毫無猶豫地宣稱，在地球的人類發展史上，鄧小平領導下，啟動的中國的經濟革命，和釋放出了的自由企業的力量，可以說比任何人都創造了更多，約合地球六分之一人口全部釋放出來的市場機會。

我的第二位「經濟英雄」是現任印度總理辛格。早在一九九０年我就認識他。二十多年前的印度，雖然是非常堅定普遍施行民主，但是辛格仍在那樣的環境下大力鼓吹「自由經濟」，而且推行一種「國企」加「私人企業」的「混合經濟」；早在一九九五年左右，辛格就完全承認私有部門的龐大力量，當時他是印度的財政部長，領導一系列讓人為他捏把冷汗的改革，包括有效廢止「皇家執照」體系這種依據特權身分給的優惠；自他大刀闊斧改革後，印度的GDP成長三倍，自由經濟吸引了數以百萬的新興創業家以印度為投資基地。

推廣自由企業的趨勢會不會一直下去不間斷？我看是沒有退路，一定要這麼走。事實上，人一旦嚐到自由的滋味與物質豐盈的舒適，只會繼續要更多，不可能走回頭路。特別是當前這個網際網路的年代，地球上多數人們很容易透過網路看到其他國家人民的生活真況，凡是故步自封、只會往內看的國家一定會持續衰退。世上肥沃的投資新天地，將會持續為創業家和創投金主們開放。

先前我說過，崔普費雪江佛森創投公司，已經發明一套新的以全球為基礎的創業投資的生意模式。負責人提姆和他的同事，明白指出，不管要這樣投資或是其他投資，投資者都需要一個「支持的社會脈絡」（supportive context）──組成的人包括，投資主體的創業家和他的夥伴，負責研發、能量十足的大學研究團隊，協助創業的專業服務業人員（例如，聰明的會計師、精明的律師），以及運作一個對科技十分熟諳的媒體，以便聯合創造出「創業家的魔術」（entrpreneurial magic）；由於具備這樣完備的產業群聚要件，所以可以解釋為何加州矽谷能獨領全球創投業者的風騷。

但是隨著科技進步，世界縮小甚速，其結果就是美國無法再獨善其身，此時此地的美國越來越與全球各國緊密相連，所以我也很難相信，美國會持續保持全球無敵的地位，一如過去的領先。上述提到矽谷創新的龐大力量創造出的「產業紅利」，某種程度已經擴散到印度、中國和其他各地了；此刻我們在矽谷，非常幸運同時聚集了科學學術社群的研發能力，以及創投金主很深的投資口袋，結合史丹佛大學、創業家和風險投資家的完整群聚的力量；從這個角度看，矽谷也非獨一無二，光是美國，東岸還有麻州波士頓的一二八公路，在那裡，麻省裡工學院、創業家和風險投資家也聚集一起創業。

未來圖像已經很清楚，無數創新正在世界各地如雨後春筍般誕生。例如，Skype原來是發源自愛沙尼亞，百度來自中國，Infosys則是印度公司。以色列也是科技和創業家的龐大推動基地，創投業非常強。當全球傳播和社會壁壘崩裂，幾乎每一個政府都在鼓勵創業家，對比過去俄共、中共還有印度的社會主義的環境下，如今和這三大國一樣，整個世界都在加碼投資科技和教育，矽谷在未來幾十年的投資更應該是傾向呈現指數成長，俄羅斯已經決定在首都莫斯科外幾哩地投資興建矽谷（我個人看法，這個矽谷可能無法運作，因為離任何一個大學都太遠）當世界快速縮小得如我們當前這個地球，我看到的機會要有下列的條件：我看到矽谷模式只會圍繞在一些全球最好的工程學院旁；我看到各國的國家級的創投案會在這些區域發生，我看到錢跟著人才走，國際級的創業投資產業會要服務創業家，而跟著他們走，而創業家全球趴趴走。

觀念的交換，也會加速跨洲的網路平台合作的創投新案件：Skype、推特、臉書，都一定會持續發展。如果以「人海戰術」來較量長短，歐、美我們這些創投業者，可能不敵印度、中國眾多工程師，他們這麼多腦袋資源，會「想超過」我們。

所以我們要將這認為是威脅嗎？絕對不是。對創新而言，開放的創新是最健康的環境。如果我們夠幸運，未來幾十年，我們還會有很多開放的競爭環境。

持平來說，我認為近年來潮湧向美國創投業者的國際資金，的確大大裨益於美國經濟。當剛成立、充滿投機意味的新公司全力衝刺申請「首度公開發行」（IPO），利益會是他們唯一的誘因嗎？可能不是。也許未來，透過其他籌資平台，例如「第二市場」（SecondMarket）或是「金融操作系統」（Finance OS）會取得更多控制權。

我只是很確定一件事：風險投資就是要在這裡發展了。這一行，無論如何，是在蛻變了。是的，創投的利潤報酬，個案間差異非常大，而且，今天投資者、負有限責任的創投夥伴，也會越來越不客氣質問：為什麼過去十年，創投業者的投資獲利會下降到目前這麼壞的水準？不過，我們仍有空間和時間來導正這一行。創投業還很年輕，過去對世界的影響力卻很大，而且，直到今天為止，世界上的資本家社群，如果不是透過他們曾大力以金援支持的風險投資和創業家，根本不可能致富到目前這樣程度。

科技創新：真正的驅動改變的力量

十九世紀末葉，紐約地區約有十萬匹馬。每匹馬每天排便約從十五磅到三十五磅之間。倫敦也有同樣數目的馬匹，一位英國作者在【倫敦時報】預測，五十年內，整個倫敦城內，會因為馬匹排得肥料，而市區道路積糞九英呎深。然後為了解決運輸馬糞出城的問題，要動用更多馬車，馬車又要養更多馬，於是陷入惡性循環；而且要養活這麼多馬，每天要驅策更多馬運輸，以便輸入城市的乾草馬糧；總之，問題會成為體系難解。為此，一八九八年，一項原本計畫開十天的「國際都市計畫大會」突然在開會前三天叫停，據說也是不能解決馬糞堆積如山的問題。

然後呢，汽車大王亨利．福特就帶著替代方案解決了。對我而言，重看這個大都市馬糞問題，就像是帶著當代眼鏡看歷史問題一樣，都是事後諸葛，很少人能預測，未來高尚的解決問題之道，會從什麼地方生出來。

從最早的創投看，包括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家族投資於東方航空，還有喬治．杜里將軍投資於高電壓伏特工程的小器具叫做「數位器具」（Digital Equipment），以及崔普蓋特安德森公司投資於「轉復除顫器」（defibrillator）：人類逐漸了解，科技有一種顛覆的力量，可以徹底改變遊戲規則，遊戲改變的過程，就是新的財富創造出來之處．當然，創新不必然一定是對的投資，（喬治．杜里將軍投資很多錢在他的美國公司「美國研究與發展」，都是低科技事業，包括如何剝蝦仁）；但是很快的，早期創投資本家了解到這個遊戲規則後，都很快將錢轉投資有高科技含量的工商業案件了。

你也許還記得，我前面幾章，曾提到我年輕時在DGA工作，曾經在夏威夷投資過住宅大樓項目，當時用的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創投資金，聽起來很怪異的投資點子。當時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位代表就直接指正我：「我們會投資DGA成為有限責任的股東，就是因為你曾告訴我，你們要投資高科技還有信奉上帝的企業家，要去夏威夷投資，我們用不著你，我們要你在矽谷的Palo Alto投資。」

我兒子提姆也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