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蓮鳳林的故事 228 彭明輝

轉貼 政大歷史系教授 吳鳴（彭明輝）
二二八，家族史，張七郎事件

　　二二八紀念日，偶然想起我的大堂姊張玉蟬，姊夫張果仁和親家翁張七郎。

　　是的，就是教科書寫的張七郎事件，二二八事件中最慘絕人寰的故事，就發生在我的家族。事件後三十年，家族絕口不談此事，直至1979年春節，到四叔家拜年，大伯家的三堂哥莊玉麟始在酒後提到昔時之慘案，這一年我大二，就讀東海歷史系二年級。

　　說起家族的歷史，我常常覺得祖父和他們兒孫們，實在是一部典型的台灣家族史，甚至是一部台灣史的縮影。我不清楚祖父是否二娶，但祖母二嫁是可以確定的。因為祖母劉桂妹嫁給祖父的時候，已經生了三個孩子，即我的大伯、二伯和大姑媽。

　　祖母的前夫姓莊，生了兩個兒子，大伯叫莊金生，二伯叫張仁添。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，為什麼大伯、二伯不同姓。那是因為祖母在前夫家時，家境窮困，將二伯分給人家養，因此從養父的姓，姓張。祖母嫁到彭家後，久未懷孕，祖父於是領養了一個男孩子，取名彭鳳枝，在排行上算是我的二伯。所以這中間就很微妙了，有血緣關係(同祖母)的二伯姓張，沒有血緣關係的二伯反倒姓彭。後來父親出世，依大排行算行三，因此大伯和兩位二伯家的堂兄弟姊妹稱父親為三叔；四叔、屘叔家的堂兄弟姊妹，喊父親三伯。至於有兩位二伯／二叔的事，家族裡好像也沒有特別去在意，平常亦不叫二伯，直接加上名字稱仁添伯和鳳枝伯。

　　祖母的第二個兒子仁添伯分人養，姓張；大伯家的大堂姊亦分人養，養父為花蓮鳳林名醫張七郎，因從養父姓，大堂姊名張玉蟬。1947年舊曆年前，張玉蟬與養父的三子張果仁送作堆，年後發生二二八事件，張家一門三父子(均為醫生)半夜被槍殺於墳場邊，史稱「張七郎事件」。

　　小時候，玉蟬姊過年時會帶外甥張至滿到家裡來，算是回娘家。因為大伯認為玉蟬姊年前才和果仁姊夫送做堆，年後公公張七郎、夫君張果仁，就被銃殺，剋夫剋父，不准玉蟬姊回娘家，因此印象裡有幾年玉蟬姊都是帶外甥張至滿到家裡來回娘家。我父親是玉蟬姊的三叔，因為二叔在西部，大伯之外，我父親是兄弟中最年長的。我記得玉蟬姊總是在豐田火車站下車，循著鐵枝路走到茅草屋後的水田，穿過合歡林，經過孤兀的苦楝樹，繞過屋寮走到屋前的大埕。我不知道自己何以對這一幕意象鮮明，苦楝樹下繫著家裡的大水牛，有時飄著淡紫色的苦楝花，大堂姊牽著外甥張至滿緩緩走來。

　　張至滿其後赴美求學，獲體育博士，曾任教育部體育司長，中華台北奧會秘書長。玉蟬姊在果仁姊夫受難後再嫁，生一女名陳惠操。於花蓮女中念書時，遇台灣師範大學畢業到花蓮女中實習的顏崑陽老師。其後顏崑陽任教於淡江文理學院中文系，陳惠操負笈淡江中文系就讀，大學畢業後與顏崑陽結婚。

　　二二八事件遍及台島，花蓮地區自不能倖免；就文獻資料所得，比較重大的案件有三：鳳林張七郎醫師事件、三民主義青年團許錫謙事件、花蓮商業學校校長梁阿標事件。

　　二二八事件後，陳儀向省民表示，如果大家認為治安不好，可以自行出來組織處理委員會，花蓮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是在省參議員馬有岳號召下組成的。

　　和台灣其他地區比較起來，花蓮在二二八事件中堪稱平靜；但青年學生對政治改革的要求，關心程度並不下於其他地區。1947年3月5日，花蓮各界代表在馬有岳召集下齊集中山堂，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，其主旨為維持治安，防止傷亡，因而派人前往營區要求沒收憲警武器，但遭拒絕；部分青年想轉往鳳林、玉里調借武器，被處委員會所阻止。花蓮處委會提出“以不流血解決政治問題”，“不獨立，不共產”等主張。就這些內容來看，可以說是相當溫和的。但在3月9日國軍抵達台灣，全省處委會同時撤銷後，各地處委會的重要核心分子仍紛紛遭到迫害。

　　在花蓮地區，二二八事件中遭遇最慘絕人寰的是鳳林張七郎一門三父子血案。

　　張七郎是花蓮地區很有名望的醫師，新竹楊梅人，1888生，日據時代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，行醫花蓮鳳林，終戰後曾任國大代表、花蓮縣議會議長。戰前，張七郎曾幾度遠赴中國大陸，遊歷滿洲、上海，他所到之處大多是當日本的勢力範圍。但他幾次赴中國大陸回來後，日警則以“間諜”懷疑他。

　　大戰結束後，張七郎對於新來的“祖國”極表歡迎。他在花蓮籌建一個高大的牌樓，兩邊對聯為“萬眾回春事事須把握現在；一元復始處處要策勵將來”，上款“天下為公”、“國為民有”。

　　1946年3月24日，花蓮縣參議員選舉，選出十名參議員，張七郎亦在其中。他在22名選舉人(鄉民代表)當中，獲17票。開議當天，他並且被推為議長。同年10月底，台灣省辦制憲國大代表選舉，由30名省參議員投票，選出17名台灣省的制憲國大代表，張七郎獲21票當選，名列第八名，比李萬居(15票)還高。可見他當時的全島性聲望。

　　當選制憲國大代表後，張七郎於是年年底赴南京參加制憲國民代表大會，翌年(1947年)初返台。兩個月後，他便連同兩個兒子一起喪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洪流中。

　　二二八事件爆發，花蓮地區以“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”為中心，召開市民大會，成立“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”，由省參議會馬有岳任主任。身為制憲國代、花蓮縣參議會議長的張七郎，並沒有任委員會的要角。根據張妻詹金枝在〈訴冤狀〉中的敘述，事件發生時，張七郎正臥病在家。

　　事件中，行政長官陳儀應全島各地“縣市長民選”的要求，准許各縣市推選縣市長候選人三名，再呈報陳儀圈定。因此，花蓮縣也推舉候選人，結果，張七郎以最高票被推選為花蓮縣長候選人。沒想到，這份民眾的愛戴，卻埋下張七郎不幸的禍根。

　　4月1日，國府整編第廿一師獨立團開扺花蓮，成立台灣東部綏靖司令部。當天，該獨立團第二營第五連連長董志成、指導員盧先林所率領的國軍，開駐鳳林鎮，隨即築造陣地，類如交鋒對壘。在鳳林鎮各通衢十字路旁，連築十餘軍壘，民心為之惶惶。鎮民各自力作鎮靜，並向軍隊表示歡迎，乃於4月4日下午，設宴招待駐軍，以示誠意。當天，張七郎因病軀未癒，乃囑長男張宗仁醫師(時甫繼其父擔任鳳林初中校長。鳳林初中為張七郎籌資創辦，並任第一任校長)代理參加晚宴。張宗仁參加歡迎“國軍”的晚宴，至下午六時餘，宴畢散席，回到仁壽醫院的住處(張宗仁與三弟張果仁住於仁壽醫院處，父親張七郎則另外住於郊區山腳下的住處)。宗仁回醫院不久，就有該連士兵來到仁壽醫院，對宗仁謊稱，連部有兵士多人患病，特請張醫師(宗仁)多帶藥品及注射藥類，前去連部診治。張宗仁立刻前往，去後卻立刻被拘押起來。約八時多，三男張果仁(醫師)從外購物回院，連部士兵又到醫院，將果仁押解綁赴連部。大約在同一時間，另一批士兵約十餘人荷槍實彈到住在山腳下的張七郎住處，準備捉拿張七郎。當時張七郎剛甫浴後換上睡衣，聞緊急叩門聲，打開門一看，見十幾名士兵，張七郎正欲向他們握手寒喧，卻立刻被綁押起來，同時，二男張依仁醫師也在家，同遭押解，送往連部。

　　當天夜晚11時，張七郎、張宗仁、張果仁父子三人，被押解到鳳林郊外約二台里的公墓東側槍斃，士兵在他們身上各開兩槍。

　　翌日，張妻詹金枝攜帶四分早餐赴連部探望夫婿及三名愛子，軍方僅收下一分早餐，其餘三分退回。張妻始知噩耗……

　　經過一天的探尋，張妻終於在4月5日下午5時許，在郊外的公墓找到了張七郎父子三人的遺體。他們所穿著的衣物都被剝洗一空，僅剩內衣褲護體，遺體狀極悽慘：張七郎受兩槍背貫前胸；張宗仁眼眶有層層密密劍刺傷痕，右手腕下骨折，亦受兩槍背貫前胸；張果仁，也是背貫前胸，受兩槍創，腹部更受劍刺，以致大腸外露。

　　張妻詹金枝僱用牛車運屍，一部牛車，載運著三具沾滿血跡與泥土的冰冷屍體，回到山腳下的家宅，詹金枝為他們清洗……。父子三人後來合葬於家宅後院。

　　據張妻後來在〈訴冤狀〉中分析張七郎冤死的因素有三：(1)在花蓮縣參議會議長任內，張七郎對於縣預算數字不符，曾力加除斥；(2)張七郎常因縣政與鳳林初中校務，以直言諫阻；(3)於二二八事件中，被選為縣長候選人，因而遭嫉。“有此三大原因，故縣長目為眼中釘，遂捏造事實，假手國軍”。

　　詹金枝在〈訴冤狀〉中，嚴責當時的暴政說：

　　日政雖曰專政，尚可吳越同舟，循循就範，不敢肆意捕殺；而美其名民主，竟無生命保障，為所欲為！官既不循法律綱紀，民將從何說起守法？哀哉！民夫父子何不死之光復以前？不致污辱一生潔白清廉，今死於光復以後，被誣臭名難堪，惟聞有人嘆曰：「父子忠國死銜冤，天道昭昭自可憐，留得青青公道史，是非千歲在人間。」然此三人到底是故殺，還是誤殺？由普通常識就可以明白矣。久聞此等人常用先殺手段，殺了以後始研究搜尋罪名，可憐此三名，竟遭一貫作風之莫須有三字捐軀。

　　依據張果仁醫師遺孀張玉蟬口述，張七郎醫師次男依仁之所以幸免於難，是因為他的太太事前感到凶兆，將軍醫的證明文件放進丈夫口袋。軍方可能因為看到這分軍醫證明而放回張依仁醫生，乃逃過一劫。張玉蟬為張七郎醫師的養女，1946年與張七郎醫師三男果仁結婚，次年發生二二八事件，一門三父子同日遇難，留下一遺腹子張至滿。

　　張七郎事件，或許僅為二二八事件中的冰山一角。時至今日，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平反運動中，張七郎事件猶自在人們的記憶深處升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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